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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 电影版《我在故宫修文物》展现了什么样的匠人精神

作为观众，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纪录片不是传统故事片，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拯救地球行动，也没有声势浩大的震撼场面，它只是以一种平常我们看待事物的目光去审视这群人，稀松平常其实就是生活的圣经宝典。

文/ChrisKirk

故宫的美感离不开匠人的坚持

四年前，《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广受好评，然而随即趁热推出的“第二季”因文化视角被削弱而饱受观众诟病。今年年初，央视再度立足传统文化，推出纪录剧集《我在故宫修文物》，着眼于默默付出的文物修大师们与他们琐碎的日常，并融入对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注解，得到了网友的普遍热捧，热度绝不逊于“舌尖”。

《我在故宫修文物》深受热捧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故宫之于国人，自带一层神圣高贵的色彩，而该片为观众走进故宫、了解历史提供了新途径，并向观众展示了不同于历史正剧的活泼和亲切。历史遗留下来的平民意识，对权力和帝位的崇敬与向往，都随着剧集的发展被逐一打破。虽说直到现今我们提到北京还总是离不开故宫这座金碧辉煌而又神秘幽森的大宫殿，但当看到被腐蚀的昔日文物在这群修大师手中重新焕发光彩时，颇有文明苏之感，整个历史似乎也在瞬间展现出蓬勃生机。

我们总是过度关注光鲜亮丽的表面，也总是习惯性地忽略着那些默默付出的人们——他们是中国最伟大的文物修团队，也是纪录片与电影的绝对主角。剧集版《我在故宫修文物》以文物修大师的日常对话与修过程为切入点，每一集针对某一大类文物的修进行详述，三集不多，却将整个文物修小组的风貌生趣盎然地展现了出来。纵观剧集版，创作者以章节式的方法展现出这群文物修大师们的匠人气息，那些一板一眼的细致入微，无疑都是值得尊敬的工作模式。

电影版注入了更多鲜明的生活气息

今天上映的电影版并非单纯是对剧集版的重消费。最大的区别在于，电影版摒弃了剧集版的念白，转而把音乐当做脚注，观众不再是通过语言生硬地接收信息，而是在观看过程中加入更多切身的观察与思考，去细细感悟影片的精髓。

陈杨师傅说过，整个修小组就是一家人。精准的剪辑将他们的日常生活熔成一个整体，让他们的生活轨迹有了更多明显的交集。在观影过程中，我对陈杨给屈峰打电话求助的部分印象尤为深刻，那种其乐融融、互帮互助的和谐感，是北京任何一座高级写字楼都比不来的。

然而珠玉在前，电影版的推出无疑也经受着巨大的考验。电影的首要考虑点便是如何将这份匠人精神更好地传承与发扬，这也是很多改编剧作上的一个难点。看得出来，导演吸取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说教意味浓重的教训，此番处理更显妥帖温柔——许多空镜头向我们展示了故宫的蓝天与悠闲，颇有“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的世外桃源之感，这美好的景致似乎正与故宫厚重的历史形成某种平衡，也烘托着师傅们平日里工作时的专注与安静。

作为一部有庞大故事背景的纪录片，要在90分钟的时间里糅合进剧集里近150分钟的内容，难度自然是不小。所幸众多人物的出场都在片中找到了合适的时机，人物的真实感与交错感也都得到了极致的表达。而关于修文物过程的处理，不同于剧集版鞭辟入里的深入解读，电影版则以留白造境，留给观众细细品味。

若将剧集版比作是立体感鲜明的素描写生，那么电影版则更像抽象简洁的水墨艺术。剧集版侧重于对文物修过程的重现与匠人精神的直白化勾勒，它冷静客观，更像来自旁观者的一份观察。而电影版则选择为其注入了更多鲜明的生活气息，它渗透到了师傅们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由此，观众会发现自己和大师们的距离并不远，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正是我们的样子。传统意义上的师傅与弟子的关系似乎也有了贴近时代的改变，与剧集版比较而言，电影里的呈现更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亲密，更让观众动容。

纪录电影就是用平常的目光审视生活

独立执导电影版《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萧寒导演，此前曾因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进入大众视线，在《喜马拉雅天梯》中，他用一种冷静的笔调披露了当下的社会现象：登山对某些人来说是人生的高潮，对某些人来说只是炫耀的资本。

而导演此次的指导显然是加入了更多个人的感悟，所以在电影中，有人看到了讽刺，也有人看到了豁达。这座藏匿于故宫深处的桃花源，似乎无关于北京的交通，无关于漫天的雾霾，更无关与现世的种种纷扰。

但是作为观众，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纪录片不是传统故事片，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拯救地球行动，也没有声势浩大的震撼场面，它只是以一种平常我们看待事物的目光去审视这群人，稀松平常其实就是生活的圣经宝典。